春秋初期，齊桓公在管仲等人的輔佐下，革新政治，變法圖強，興齊國、攘戎敵、救弱邦、繼絕世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成就春秋第一霸業。明君賢臣，千古傳為佳話。在他們興齊圖霸的治國方略中，實施人才戰略、廣聚天下人才是最精彩、最重要的部分。

　　一、 率先垂范，營造舉國尊賢重才的風氣

　　《管子》中說：聞賢而不舉，殆;聞善而不索，殆;見能而不使，殆。就是說知道有賢才、善人、能人而不舉用，就要失敗，所以“備長在乎任賢“(長遠大計在于選賢任能)。齊桓公胸懷興齊圖霸的大志，為樹立重才任能的形象，籠絡天下英才治理齊國，他以身作則，躬身屈己，禮賢下士。盡管桓公和管仲有一箭之仇，但在鮑叔牙舉薦管仲有相國之才時，他趕緊派人迎接身為囚犯的管仲回國，并“親迎至郊”，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。當任用管仲為相，管仲提出“賤不能臨貴”、“貧不能使富”、“疏不能間親”等難題后，他當即任命管仲為上卿，賜給齊國市租一年，并尊立為仲父(事見《管子》)。

　　對小臣齊桓公也同樣格外尊重，《韓詩外傳》中記載了齊桓公五往而見布衣之士的故事：齊桓公見小臣，三往不得見。左右曰：“夫小臣，國之賤臣也，君主往而不得見，可以已也!”桓公曰：“惡!是何言也!吾聞之，布衣之士不欲富貴，不輕身于萬乘之君;萬乘之君不好仁義，不輕身于布衣之士。縱夫子不欲富貴業，吾不好仁義不可也。”五往而得見也。天下諸侯聞之，為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!于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

　　齊桓公以身作則、禮賢下士的精神，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社會風氣，舉國上下形成了尊賢重才的濃厚氛圍，以致“管仲富擬于公室，有三歸，反站，齊人不以為侈”(《史記》)。麥丘邑人為桓公祈壽，首先視主君：“金玉是賤，人為寶”、“賢者在傍，諫者得人”(《新序》)。老百姓期待國家重賢得才的殷切之望，溢于言表。信息源:中國電商人才網_www.job003.cn_雄鷹標志

　　二、層層舉薦，實行人才選拔責任制

　　為能及時發現、網羅國內各類人才，將各地有才能的賢人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，做到野無遺賢，齊桓公和管仲在齊國建立了層層舉薦、逐級選拔責任到人的人才選任機制：治理“五屬”的各級官員，齊桓公要他們隨時報告本轄區的優秀人才和不良分子。若隱而不報就要受到懲罰。如《國語》中就記載齊桓公在鄉長報告政事時鄭重宣布：蔽明、蔽賢、下比(包庇無德無才之人)之罪列在五刑之列。同時，在國中推行層層舉薦人才的“三選制”。規定各鄉鄉長要把本鄉有才學和武功的人才推薦給政府，稱為“鄉長所進”，是為第一選;鄉長推薦的人經過官府有關部門一段時間的試用考核，優秀者推薦給國君，稱為“官長所選”，是為第二選;國君再親自用一系列治理國家的難題詢問，并通過具體的做事辦差考察，合格者任命為上卿的助手，稱為“公所曾相”，是為第三選。(《中國小通史一一春秋》)。“三選制”以才能為用人標準，通過層層舉薦、考察，將大家公認的各層次的人才逐級篩選出來，基本排除了當時各國“世官世祿”的貴族世襲制的束縛，形成嚴格的人才選拔機制，為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。信息源:電子商務招聘網_www.job003.cn_雄鷹標志

　　二、 招賢納士，廣泛引進聚集各國人才

　　在做好國內人才培養、選拔的同時，齊恒公和管仲進一步面向各諸候國引進人才。一

　　是派遣“游士八千人，奉人以車馬衣裘，多其資糧，財幣足之，使出周游于四方，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士”(《管子》)。一是為顯示齊國招賢納士的誠意和決心，設立了招賢館，齊恒公親自坐鎮，在院子里燃起許多火把，日夜等待四方人才前來“洽淡求職”，這就是著名的庭燎求賢的故事。《說苑》等書對此有生動的記載：齊恒公設庭燎盛禮招引天下賢才，東野人以九九之術來薦，桓公很奇怪：“九九之術有舒適值得見的?”東野人回答：“我的九九之術確實微不足道，但如果國王能以禮待我，還怕那些有真才實學的能人不來嗎!”桓公聽罷，立即以隆重的禮節接待了這個鄉下人并安排了適當的官職。果然不出一個月，四方才俊聞訊紛紛前來“應試”，使齊國得到了大量賢才良將。

　　四、因能授宮，給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崗位

　　《管子》書中將國君用人能否做到“德當其位、功當其祿、能當其官”作為治國三本，提出：明主之擇賢人也，言勇者試之以軍，言智者試之以官，試之以軍有功者則舉之，試之以官而事治則用之。也就是說，齊桓公和管仲任用各級官吏，非常注意量才用人，把“察官授能，班祿賜與”即“考察人的能力授予官職，按勞績差別賜予爵祿制度”作為用人的關鍵，以確保其官僚政體的高效運作、政令暢通。《新序》中記有管仲提給齊桓公的一段用人建議，可謂其知人善任的妙筆：“夫墾田冊邑，辟田殖谷，盡地之利，則臣不若寧戚，請置以為田官。登降揭讓，進退閑習，則臣不若腺朋，請置以為大行。蚤人晏出，犯君顏色，進諫必忠，不重富貴，不避死亡，則臣不若東郭牙，請置以為諫臣。決獄折中，不誣無罪，不殺無辜，則臣不若弦寧，請置以為大理。平原廣圃，車不結軌，士不旋踵，鼓之而三軍之士，視死若歸，則臣不若王子成甫，請署以為大司馬。君如欲治國強兵，則此五子者足矣，如欲霸王，則夷吾在此。”對此，作者感嘆：夫管仲能知人，桓公能任賢，所以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車，管仲之功也。

　　五、推誠相待，君臣之間相得益彰

　　管仲在一次回答齊桓公“何如而害霸”的問題時，將味知賢、知而不用、用而不任、任而不信，信而復使小人參之“(見《說苑》)列為危害霸業的幾種情況。就是告誡桓公：要成就霸業，國君就要了解人才、放手任用人才、遠避奸候之臣的挑唆，為人才發揮作用創造寬松環境，桓公對此深表贊同。相同的理念使他們君臣之間建立了開誠布公的信任關系：

　　有司請事于齊桓公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有司又請，桓公曰：“以告仲父。”若是者三。在側者曰：“一則告仲父，二則告仲父，易哉為君。”桓公曰：“吾未得仲父則難，已得仲父，局為其不易也”(《新序》)。

　　寧戚見，說桓公以合境內。明日復見，說桓公以為天下，桓公大說，將任之。群臣爭之曰：“客衛人，去齊五百里，不遠，不若使人問之，固賢人也，任之未晚也。”桓公曰：“不然，問之，恐有小惡，以其小惡，忘人之大美，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且人困難全，權用其長者。”逐舉大用之，而授之以為卿。當此舉也，桓公得之矣，所以霸也。(《新序》)。

　　正是由于桓公這樣推誠待臣，有鑒人之識、容人之量、任人之信、待人之厚，君臣之間建立了和諧、融洽的信任關系，使易牙等候臣元隙可乘，管仲等人才能放開手腳，實施其卓越的治國才能，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方面成功地推行除蔽興利的改革措施，“以區區之齊在海濱，通貨積財，富國強兵”(《史記》)終霸天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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